《文正公》（3 / 7）

    在推行新政外，范仲淹的立功主要体现在西北戍边履历上，从范仲淹的仕途历程来看，他是典型的文臣而非武将，由于宋代借鉴唐代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政府逐渐式微的历史经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逐渐使用文臣领将的军事体制，因此宋代自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以来的军事行动几乎是文臣充任主帅，甚至在宋徽宗时期，任用内廷的宦官担任军事主帅。文臣为帅，狭隘的讲便是所谓的重文轻武，这种说法是狭隘的认知，任何时代，为帅不代表要冲锋陷阵，而多是运筹帷幄之才，如果主帅冲锋陷阵的话，万一遭遇不测，反而不利于军事行动，好比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裨将可以领兵冲锋陷阵，而诸葛亮不能。硬说重文轻武，也没有错，几乎任何时代都是重文轻武，常言之文武而非武文，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多先讲文后述武，从语言论角度可知，文先于武。更为关键的是，文重要于武的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层面，文侧重于全方位，而武只是其中一环，放置个人身上亦是如此，武可体现在身体素质及力量上面，文则是文化修养素质及脑袋智慧方面，身体素质强固然很重要，好比人们十多年求学成长过程都是学文为主兼顾武，能影响到人上升到一定层次定是其文化素质及脑袋智慧而非身体素质，不过从辩证的角度上看，身体素质好亦是建立脑袋智慧的基础。

    还是俗语“国家有难思良将，人到中年想子孙”所言甚是，武将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多是国难乱世，因为乱世需要靠武力征伐而达到重新稳定的局面，因此可以看到，古典中国王朝时期的开创者，多有领兵武将的履历，但是治世时期，凡是对外战争抑或抵御侵略，武将地位都将大不如前，哪怕是唐朝的藩镇割据时代抑或民国的军阀时期，节度使或军阀也多是文臣履历多过戎马生涯，武将华丽变身成为文臣常见，而文臣转向武将则不易。重文轻武抑或文必先于武，不仅是历史传统，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武将压倒文臣的时候，不仅容易滋生军事zhèng biàn甚至演变为军国主义，因此历朝历代压制武将坐大是通行的做法，好比今日的国家军事体制一样，地方的军方首脑在地位级别上面都低于地方行政长官，甚至受地方长官节制。宋代为了避免重蹈藩镇割据的覆辙，也的确压制了武将地位，甚至使得文臣一度瞧不起武将，在宋代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宋代名将狄青，狄青是范仲淹奖掖提拔的边将，后平叛有功被宋仁宗擢升为枢密院副使，后再晋升为枢密使，大致相当于主官国防的国务委员，位列宰辅，然而他的武将身份备受文臣的责难，甚至曾经携手共进的文臣之友们，也认为武将出身的他不该跻身庙堂高位，最后为了保全名声而被罢免宰辅之职任地方。

    宋代是否重文轻武是值得研究考证的课题，因为宋代对外战争上屡处下风就怪罪于轻武，是妄断下的结论，更何况为了保证政权稳固，任何朝廷都不敢怠慢军备建设和军事将领的培养，近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率先使用大多先投入军需领域，足以说明轻武是个伪命题，而重文则是人类普遍的，犹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文在宋朝倒是出名的，其实它的本质是重视士大夫建设，并且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据说宋代士大夫待遇为历朝历代之冠，据看电视剧《清平乐》中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说法，大致推算下，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的年俸禄大约相当于能养三百之家，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如果说副相实打实的年俸能养三百之家，对于农业时代的宋朝，高薪是无疑的。再说到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首批经费的用途便是购置一千亩良田，这么多良田都得需要靠他多年的俸禄积攥下来，还有义庄的运营经费，总而言之，范仲淹的个人成就有很大一方面是处于幸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