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4 / 7）

    再幸运的时代，也会有很多小插曲，范仲淹被派往西北镇守边境，的确也是宋代经济发达而军备疲弱所造成的，首先宋朝是在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基础上建立的王朝，部分领土如南唐和后蜀等则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有些则是臣服或者认宋朝为宗主国的形式存在，位于宋朝疆域的西北方向的西夏政权（今西北甘肃青海等地）便是如此。西夏政权的起源是晚唐时期的藩镇节度使，其历代军事首脑都臣服中原政权，直到宋仁宗时期，西夏政局变化后，突然向宋朝表示不再称臣还大举进兵边境，便是历史书上提及的宋夏战争。宋朝征服南唐、南汉及后蜀等割据政权尚可，但是面对北方的辽国和西夏，则是败北居多，《杨家将》的故事取自宋真宗时期，它说明宋代对北用兵方面处于下风，没办法的宋真宗有次还被臣下胁迫亲征，从而在大名府（今北京一带）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被后世戏称为花钱买和平。面对西夏政权的突然变卦和进犯，宋仁宗原本通过武力迫使西夏臣服，殊不知宋军表现不尽如人意，败多胜少，范仲淹便是这样背景下被派往西北的。

    范仲淹在西北立功，并不是通过指挥军队打胜仗使得西夏臣服，而是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通过外交及经济手段促使西夏继续向宋朝称臣。范仲淹到西北任职时，宋军已经吃过一次震惊朝野的大败仗，为一雪前耻的宋仁宗，命令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而范仲淹则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徐渐进再图之。当时西北边防的第一长官是曾担任过宋仁宗老师的安抚使夏竦，范仲淹及韩琦为副手分别驻守不同的地方，夏竦和韩琦轻敌出兵西夏，不过遭遇惨败，受牵连的范仲淹也被降职，但是仍然镇守西北，夏竦和韩琦则是难辞其咎而被调离西北。后来，西夏再次大举进犯，宋军再次大败，或许是范仲淹的幸运，西夏大军在范仲淹前，则未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范仲淹在西北任上，有一件事情受到朝廷的责难，私自与西夏政权取得联系，就寻求和平进行桌面下谈判，后来西夏首领请求议和，西夏效仿辽国要求宋朝花钱买和平，而西夏恢复以前向宋朝称臣的外交政策。花钱买和平政策利弊暂且不论，倘若军事上不敌人家，能够花钱买和平不失为良策，犹如汉代多次采用和亲政策促使边境安宁一个道理。

    提及范仲淹，多言之范文正公及北宋名臣，殊不知他亦是文学家，留有几首值得欣赏的诗词，他的诗词放置浩瀚的诗词典籍中，的确是不显山露水，不过就范仲淹的辉煌事迹而言，他的佳作着实也应该细细品味一番，尤其是他西北时创作的边塞词。他曾创作过一首五言绝句《江上渔者》，是他看到底层百姓不容易时的感慨之作，殊不知底层百姓的不容易，有一部分原因是范仲淹等士大夫阶层待遇太好造成的。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背景，基层农民的生计向来艰辛，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艰辛，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完全消除绝对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永恒的存在的，身居高位的范仲淹能创作出关怀底层百姓的诗作，颇为值得赞赏，把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当回事，这乃是为政者品德高尚情操之所在。他的边塞词《渔家傲·秋思》，同样具备相似的情怀，具有反战意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边境争端，正所谓战端一开死伤难料，不可轻言战争，倘若能通过经济措施和外交手段获得边境和平，固然最佳，这样的思想贯穿他在西北任上，当然也是宋军处于下风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