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约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第四位皇帝赵祯的第六个年号期间，发生了一件沸沸扬扬的滥用官府钱财案，钱财数量并不是很多，此案后来经查实，款项的使用大部分符合规定要求，也即府钱的使用并不会构成贪腐问题，但是这件事主角滕宗谅一时慌神，听闻朝廷派员调查此事后，怕牵连无辜竟将公款使用的账本烧掉，于是此事一波三折，反而坐实了滕宗谅的过错。此案原本只是小事件，对此案主角滕宗谅影响不大，可烧毁账本行径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好在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帮忙辩护，降官一级处理先贬为地方知府（州级地方行政长官）再职位贬半级未知州，但是这个事情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的弹劾，于是庆历四年春贬至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总体而言，滕宗谅犯错被贬，或许滕宗谅深知自己有错在先，故在岳州任职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勤政为民，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后因治理地方颇有成绩而调任江南重镇苏州任知州。重修岳阳楼后，滕宗谅深知自己的过错给正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好友范仲淹带来不利影响，于是邀请范仲淹为之作文以记之，这便是范仲淹名篇散文《岳阳楼记》的历史背景。
《岳阳楼记》是学生时代必须全文背诵的篇目，其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后世赞不绝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诠释范仲淹厕身士林而鞠躬尽瘁的最佳说明。重修岳阳楼期间，改革力度颇大的的庆历新政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扩大相权，严密考核，减少恩荫及官员数量（力求控制冗官冗兵等）让很多既得利益惶恐颇有意见，针对新政的攻讦不断。新政期间，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不适宜的发表散文《朋党论》，于是指摘范仲淹朋党的议论兴起，顶不住压力的范仲淹借以防秋的名义出朝。离开朝廷巡视地方的范仲淹并未让新政的反对声偃旗息鼓，而是愈加激烈，顶不住压力的范仲淹索性请求外任地方，庸常的仁宗皇帝顺势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参知政事是庙堂上的副相，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首相为北宋著名词人晏殊，虽晏殊与范仲淹交好，但晏殊是个重自身名利的求稳政客，并未积极正面支持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倒劝范仲淹改革动作不宜过大。
范仲淹任职地方后，力推新政的枢密院副使富弼，被政敌构陷而惶恐不安，学范仲淹远离朝堂到地方上任职，同年九月，他那和稀泥的岳父晏殊也遭到弹劾被罢去首相职，随后庆历新政便宣告失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留作时间为“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即范仲淹远离朝堂一年多后，因此文中的“迁客骚人”有意是指范仲淹和滕宗谅等人，但是他坚持尝试求仁古人之心，不管是身处朝廷还是外任地方，都秉承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庆历新政固然失败告终，但作为评价范仲淹的一大功绩是受到后世认可的，尤其对二十多年后的熙宁变法（也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历史总是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庆历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富弼、欧阳修和韩琦等人，却吊诡的都走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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