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北京回来时，只有秦理问过我，决赛出的什么题目。我说，开放题，两百人坐一个阶梯教室，监考老师拎着一台小电视走进来，开机是一片雪花，小时候看电视坏了的那种，放了一分钟没关掉说，开始写吧，限时一小时。秦理问，你写的什么？我说，《黑白战争》。秦理说，还行。说完就回自己座位看书去了。直到我获奖，他对我的评价也始终停留在那句“还行”。后来一段时间的秦理，跟谁讲话都是看心情，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跟冯雪娇面前，问左右不靠的怪问题，其余时间都坚守在属于他的角落，写着什么或看着什么。自从他跟黄姝从那个防空洞里走出来，两个人好像都有种说不出的改变，但彼此之间更加亲近。进入初二下学期，冯雪娇主动提出以后周末要减少活动了，得为升高中部的大考做准备，可以前最爱折腾的也是她。秦理对升学表现得无所谓，在我有一个月没见到黄姝的日子里，他们俩几乎每周都见面，直到后来黄姝出事，我们才知道两个人还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黄姝遇害的那间砖头房。刚入秋时，秦理曾被学校试图劝退过，但他毫不理会，坚称每次大考都是故意压着及格线答的，学校没有正当理由，他又没犯法。我之所以对这个时间点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秦理当时每天往回捡落叶，各式各样，贴在那本交换日记里，做上标记，搞得教室地上到处是碎叶子，被值日同学投诉，但他毫不理会。学校也确实没法强行撵他走，可是又看不懂他硬要留在学校的目的。用校长的话说，好好一个少儿班的神童，怎么就魔怔了呢？
2002年秋天，某个清晨，冯雪娇的姥爷杨树森在睡眠中停止呼吸，快八十了，一点没遭罪。冯雪娇发现给自己做了十几年早饭的姥爷当天居然没起来床，推了又推也不动，才明白过来。他姥爷当了一辈子警察，听说出殡当天出动了好多警车。冯雪娇三天没来上学，憋在家里自己哭。那个周末，是五个人最后一次集体活动，约在碰碰凉喝饮料，黄姝组织的，担心冯雪娇在家憋坏了，想陪她散心。冯雪娇一边吃一边哭，黄姝在一旁安慰。高磊提议说，下周学校组织去大连秋游，住两天两夜，一起报名吧。黄姝附和说，去好好玩吧，真羡慕你们。我转头问秦理，你去吗？秦理说，没想好，家里有事。我问，什么事？秦理说，我爷爷死了。除了黄姝，其他三个人像同时挨了雷劈一样呆在座位上。秦理把一场死亡说得波澜不惊，对比得冯雪娇似乎做作了，一个老人的死居然也能抢另一个老人的风头。我质问秦理，为什么不早说？不把我们当朋友吗？秦理说，没想说，也没发丧，就我和我哥。我指责说，你应该说的，万一有我们能帮忙的。秦理说，死人还有什么忙可帮？秦理说话过分了，当时我有点生气。黄姝看出来了，打岔说，你们都一起去玩吧，等你们回来给我讲，大连我一直都想去。冯雪娇终于不哭了，接话说，那等我们明年考完了试，咱们五个也一起去外地玩两天，好不好？这次我们先去。黄姝说，一言为定。冯雪娇看着我时，我说，要交四百五。高磊说，没关系，你跟秦理的我请客。秦理说，用不着。我说，我回家先跟我爸妈说说。冯雪娇追问秦理，那你到底去不去？秦理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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